第二央行行长Jack Ma在外滩

来源:龙大吉2020-10-28 11:37:38

已经从阿里集团退休一年多、也不在蚂蚁集团担当任何职务的马云,在1024日程序员节以“联合国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联合主席”的身份出席外滩金融峰会,以普罗米修斯的姿态,向“旧”金融世界,尤其是“昨天的”金融监管逻辑挑战。

遥想几年前刚跑金融时,我觉得喊出“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的杰克马,就是那种对着 “道貌岸然、因循守旧”的正派(传统金融机构)喊出“当神也无力,便是魔渡众生”的杰克苏男主。但几年过去了,我也不再简单看仙侠剧了,对于金融监管和金融逻辑也有了更多的认识。

再向旧金融宣战 曾改变了银行的马云,这次能改变监管吗?

外滩金融中心、外滩民国建筑群、还有对岸的陆家嘴,在这里总有旧时代金融、旧金融、新金融交错的感觉。有人将马云的演讲解读为新金融向旧金融开炮,但这不是马云第一次开炮。

2013年,被郭广昌拦下了原定航班行程的马云,在由复星承办的外滩国际金融峰会上直言:中国缺乏一个对经济成长承担责任的金融机构,当下金融体制很好的支撑了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但绝不是支撑30年以后的中国所需要的。金融行业需要搅局者,更需要那些“外行人”进行变革。

彼时,以蚂蚁金服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正让银行感受着金融脱媒的阵痛,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他2008年所说的“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但时隔七年,蚂蚁IPO被一些人誉为“新金融的高光”,而马云也再次秉承着“对未来的思考与担当”向旧金融宣战。

如果说七年前马云炮轰的是银行等金融机构体制,那么这次,他将炮火直接瞄准了金融监管,直言他们只讲风险控制、不讲发展。

有个金融机构的朋友说:某种程度了实现了“改变银行”的马云,这次能改变监管吗?

马云是个演说家,他的演讲像下棋,值得解构。

在炮轰中国监管前,马云先说“不是欧美的就是好的”,紧接着就开始炮轰欧美主导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巴塞尔协议讲的风险控制越来越受重视,现在的趋势是全世界只讲风险控制、不讲发展,很少去想年轻人的机会、发展中的国家机会在哪里,这其实是导致今天世界的很多问题的根源。

接着,就将矛头指向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做没有风险的创新,就是扼杀创新,很多时候,把风险控制为零才是最大的风险。说好的创新不怕监管,但是怕昨天的监管,我们不能用管理火车站的办法来管机场,不能用昨天的办法来管未来。

当然也顺手,少不了炮轰银行中国银行业都是“当铺”:今天还在延续当铺思想,抵押和贷款逻辑。中国的金融当铺思想非常严重,也影响了很多企业家。我们必须用借助今天的技术能力,用大数据为基础的信用体系来取代当铺思想。

“过去16年,蚂蚁一直在坚持探索,如果普惠、绿色、可持续是个错误,那么我们愿意一错到底!”演讲以此结尾,马云再次把自己塑造为一个有担当的、为创新流汗流血的“普罗米修斯”。

天下金融都“苦监管”久矣

马云怼监管,新旧金融界尽欢腾,甚至银行等旧金融界更开心——被说“都是当铺”也无所谓,终于也是有人能言我所不能言了,毕竟“天下金融苦监管久矣”。

全球搞金融的人都在痛斥监管,中国金融业也是。马云所说的监管沉疴现象,也偶尔能听传统金融机构的大佬们说——现在监管只管风险控制,不管发展;我们的一些处长,监管到后来,变成了自己没有风险,自己部门没有风险,但是整个经济有风险,整个经济不发展的风险。

如果了解金融监管,就会知道“防风险”与“促发展”一直就是金融监管的两个使命线,放眼全球,作为金融风险的底线,监管“防风险”的使命先于“促发展”无可厚非。但回看多年监管表述,其实监管往年也多呵护着金融行业的发展——“父爱式监管”,这是学界与市场当年对于重视行业发展多过于防风险的监管机构的吐槽。

如马云所说,现在的中国金融业还是青少年。那么过去30年就是从呱呱坠地到长大,中国金融业迅速成长,金融GDP占比也越来越高。但业内通常把2003年至2013年,被称为银行业的黄金十年;2002年至2012年,称为信托业的黄金十年。资产狂飙、利润两位数的年增长,事后监管而且许多风险事件处理不到位,违法违规的成本低。2013年开始,利润增长率下降,好资产越来越难寻,互金冲击金融脱媒,银行喊出躺着赚钱的时代结束了。

监管论调的转向,如果找个分水岭,应该是2015年股灾后,金融市场风险确实暴露了。彼时,在国内外的研报中,中国影子银行风险、真实杠杆率风险都可能是引起下一次金融风险的不定时炸弹,于是最后达成了共识——长久发展先要“拆弹”。

2017年开始,金融监管部门同时发力,进入治乱象、去杠杆的强监管时期。这一年监管令密集发布,大额罚单不断开出,被称为“最严监管年”。这当然包括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毕竟互金发展造成的脱媒,校园贷、现金贷乱象引发的过渡负债,也是影子银行风险的重要部分。

但是在大洋彼岸,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开始修订、松绑《多德-弗兰克法案》——这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提出的,被认为是“大萧条”以来最全面、最严厉的金融改革法案,是践行巴III的法案。

《多德-弗兰克法案》这个长达2300页、蔚为复杂的法案,早已经受到了一定诟病。华尔街机构尤其是大型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很高;监管成本大为增加,给财政带来负担;甚至一些企业家也诟病。当时的媒体报道显示,特朗普在与包括大摩Jamie Dimon以及黑石Larry Fink等在内的金融机构负责人座谈时称,他认识的很多人有很多不错的生意,最终都因为《多德弗兰克法案》严苛的监管而未能从银行获得贷款。

这或许是特朗普讨好华尔街的方式,但松绑《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消息甚至带来了华尔街多家金融机构的股价的推升。 

那一年我去跟人请教:为什么我们在加强监管,美国在放松监管?答案是:时代和所处阶段不一样,监管水平也不一样。对于当时的国内,金融业防风险要优先发展。这倒也不能说是误判!只是严厉程度过高,甚至也确实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发展。

监管限制创新这顶帽子有点大

马云话里话外,给监管扣了一顶扼杀创新的大帽子。当然,强监管以后,“金融创新”这个词一度有些敏感(可能因为通道、资管、互金都是创新惹的祸)。

但如果复盘对金融科技的监管历程,监管最大的失误不是管得太早,是管得太晚;不是管的太紧,是紧得太晚。

马云虽然这样刚,但蚂蚁要IPO时最先给监管戴高帽,说是中国式金融监管创新的胜利——从支付宝2004年诞生到第一次纳入第三方支付牌照管理,监管保持了足够的耐力。同理也可适用于P2P——以拍拍贷2007年诞生为例,到2016年监管首提备案制,中间也有很长时间。 

其实这也是传统金融机构普遍抱怨“监管不对衬”的原因—互联网金融从监管灰色地带崛起,当银行业听从央行叫停二维码支付的要求时,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却以补贴战迅速抢占了线下场景;而网贷不需要遵守资本金和严格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不用严格的会计审计和资产负债管理,就能获得大量资金储备。

生于草根的互金当然也觉得金融监管不足。传统牌照的金融业是一个高度内卷的行业,监管把住准入的门槛何偿不是一种背书,一种金融垄断的保护主义?这也是P2P那些年渴望备案的原因。此外,正规军的持牌金融拥有草根互金们难望项背的低资金成本,和批发金融的回报。

说起来,金融创新的本质就是突破监管。众所周知,蚂蚁金服真正的现金牛来自花呗、借呗这两个消费信贷产品。分别通过在重庆注册的两家网络小贷公司蚂蚁小贷、蚂蚁商诚小贷摆脱属地限制,辐射全国放贷;更重要的是,与捷越、京东去拿机构资金不同的是,蚂蚁更倾向在市场发行ABS进行表外融资,跳出了传统小贷公司4倍杠杆的限制。

2017年,蚂蚁系小贷ABS在场内外发行规模已近3500亿元,一度占到了中国消费类资产证券化市场的九成——若算上ABS,花呗、借呗的资本金贷款的杠杆比可达近百倍。这当然引起了金融监管和传统金融业的不满——有人直呼这是中国版CDS,而CDS往往被认为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重要推手。

给马云批复网络小贷的黄奇帆,在《结构性改革》一书中还写到过这段:(蚂蚁)与重庆的金融监管要求、国家银监会的监管要求基本吻合,问题出在 ABS 发行上,证监会没有规定 ABS 的贷款资产可以循环多少次,蚂蚁金服把 30 多亿元资本金通过 2.3 倍的拆借融资形成了90 多亿元网上小额贷款,又利用一个金融工具 ABS,凡是一个贷款余额拿到证券市场交易所发的ABS 债券,就可以循环发放贷款,往往几年里这样循环了40次,造成了30多亿元资本金发放 3000多亿元网上小贷,形成上百倍的高杠杆。

彼时参加一场学者与蚂蚁金服举办的交流会时,可以感受到蚂蚁一直想把ABS和CDS区别开,至少底层资产是非常优质的;同时与美国相比,中国家庭部门杠杆率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但监管对家庭部门杠杆率提高仍有很大的警惕,以及无法掌握借呗、花呗的“共债风险”有不满。Anyway,后来,监管对网络小贷公司的资本金、表内外融资合并杠杆率、ABS循环次数等都做了限制。

金融监管对金融科技,正如财政部副部长邹加怡所说——防止金融科技诱导过度金融消费,防止金融科技成为规避监管、非法套利的手段,防止金融科技助长“赢者通吃”的垄断。

再说个题外话,昨天有朋友怼马云:抱怨监管时,他可能忘了2010年,不是你以中国监管为名,在不经软银同意的情况下,将支付宝剥离吗?

谁的大数据?大数据真的比当铺更优吗?

一以贯之,马云继续炮轰传统银行业,说他们是“当铺”思想,都靠抵押和贷款。这影响企业家们要么是资产全押了出去,压力巨大;要么肆无忌惮贷款,不断加杠杆,负债搞的很大。于是马云说“我们必须用大数据为基础的信用体系来取代当铺思想”。

但在这里,马云偷换了一个概念——其实,坑了企业的是高杠杆负债,并不是抵押担保。抵押担保与大数据一样,也只是一种信用评价方式,作为授信放贷的风控参考依据,并不是高负债的依据。而如果是大额放贷,在风控手段上,当然还是有抵押担保更好。

再换句话说,不用抵押担保也会导致高杠杆。举一个不那么恰当的例子——恒大作为房企十强,在今年爆雷之前,其实在很多机构都是能拿信用贷款的,然而………

如果这个企业不代表蚂蚁等金融科技所服务的小微企业,那用汇丰银行去年的一个研究数据来看:中国90后一代人的债务与收入比例达到令人吃惊的1850%,他们欠各种贷款机构和信用卡发行机构的人均债务超过17433美元,约合平均12万元人民币。所以呢,对于大数据风控是否引导了过度消费和负债,也是一个审慎的问题。

但与此同时,“大数据“是蚂蚁,是阿里等互联网巨头的核心资产,是支撑商业模式和3000亿美元估值的最核心资产。

在10月22日的路演中,蚂蚁集团的人也说到,其16年以来,通过淘宝、天猫、支付宝等多场景海量交易所形成的数据积累,是其核心竞争力,并表示这些数据所形成的客户洞察是动态的、实时的活数据,蚂蚁集团和阿里巴巴是全球为数不多的互联网平台。

但必须要强调的是,这是建立在对个人隐私及社会数据的收集基础上的,如果这些数据不能确权,不能以合适的价格进行交易,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这种商业模式或许也会成为空中楼阁。

正如央行分管科技和金融稳定的副行长范一飞在10月25日(马云讲话次日)下午演讲中提到的:“很多数据,归根到底还是用户的”范一飞要求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金融机构应综合国家安全、公众权益、个人隐私、企业合法利益等因素做好数据分级,对不同数据进行分类施策。“要理清数据权属关系,要确保数据可用不可见,实现数据规范共享和高效应用。”

数字货币要靠市场

忍不住说下数字货币。

马云在演讲中用数字货币举例,探讨如何打造未来的、全新的金融体系。他说到“数字货币不是从历史上去找,不是从监管角度去找,不是从研究机构去找,而是从市场去找,从需求去找,从未来去找”。

这三个“不是”三个“是”将历史、监管、研究机构与未来、市场、需求放在了对立面上。

但在10月25日的演讲中,央行支付司副司长、数研所所长穆长春特意强调了“数字人民币的发行不靠行政强制来实现,而是应该以市场化的方式来进行。”说与蚂蚁、腾讯不是竞争的关系,说目前各方也在探讨具体的、共赢的商业模式。

而且,他还说移动支付现在已经成为了系统重要性的金融基础设施,一旦出现任何风险,比如说财务风险或者是操作风险,都会对老百姓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威胁金融稳定。

这是发行数字货币,对M0进行数字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一过程中,数字人民币应该坚持央行中心化监管。”

事实上,不只一个投资和分析人士跟我说过,央行数字货币如果真的大规模流通,势必对移动支付巨头造成挑战。而且,数字货币可以携带许多信息的,包括交易信息,那么介时,央行可以不借助平台信息了解任何交易了,这样的情况下,蚂蚁等依托交易信息大数据的优势可能就荡然无存了。

当然现在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模式,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场景的铺开与用户习惯的培养,比如央行-银行-流通机构这样的模式对小银行、小公司的不友好问题等等,这是另话。

值得一提的是,前几天看澳大利亚一个智库对DC/EP的研究报告提到,央行本可以将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排除在第二层结构之外,对其造成严重打击。然而,考虑到这两种支付平台的用户基础,结果会严重限制数字货币的接受和使用。中国央行似科在按照自己的条件,将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纳入DC/EP结构,得以继续控制其主导地位。

事实上,相较于主权数字货币还缺乏场景的铺开,我相信蚂蚁和腾讯这种平台类公司,应该也和Facebook一样有一个Libra的梦想。但是这次,全球监管也都要保证自己走在前面,以免对货币政策带来真正的挑战。

对了,支付宝今年初先后公开了5件有关央行数字货币的相关专利,并且表示参与了央行数字货币的四大职能,其中包括了承担数字货币投放和交易记账职能、协助监管处理违法账户、支持数字货币钱包以及支持匿名交易等多项有关职能。

责任编辑:张浩

标签: 马云 外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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